唯有如此，才可保障回应公众意见的要求得到切实执行。
对出版自由和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则被植入第10款第1、2目之间。[9]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
[22]而到了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有关修改宪法的说明时用了一整段话来说明宪法文本的问题：关于宪法文本问题。换言之，1988年全国人大之所以要采用修正案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放弃原来的决议修改方式。[20]有学者将其形象地称为修正案修正修正案。由代表提出的这个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补充修正案的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在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修正案方式的长处在于它能保持宪法原文的不变，但它却也令宪法含义的确定复杂化了。
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机关的建议的说明》首度提出要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在做有关修改宪法的说明时也有这样的表述。质言之，法定文本只存在于修宪者的精神世界，而不存在于物理世界。如果说形式法治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理念是将国家法律机器看作是保证自由的工具，那么实质法治及其背后的社会主义理念则将国家法律机器看作是推进人人平等的工具。
轴心时代以来，全球主要文明形成了宗教法、天道自然法、礼法、律法、习惯法等相互交融的多元法治秩序。如果说西方党国分离体制中，政党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选举机器，而自身不具有组织和治理职能，只能通过执政之后依赖行政机关来推行公共治理和公共政策，从而形成行政法治国模式。由此执政党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公共政策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方式展现出来。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乃是与宗教思想融为一体的天道自然法或神圣法。
第三种就是公共政策之治的后现代实质法治。可见，在大众民主的政党政治时代，所有宪政体制都属于党国宪政体制。
1.旧法治与新法治：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钟摆。政治权力划分为执政党掌握的政治决定权和国家机构掌握的执行权，由此现代政治权力的运作表面上是按照宪制框架中的三权分立运作的，可实际上是按照政治 与行政的逻辑运作的。在这种体制下，一个政党完全控制着国家，政党和国家融为一体制。政党掌握政治决定权，尤其是政策的制定权，而国家机构，无论是立法、行政还是司法，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行政范畴，都属于执行政治政策的主体。
无论是党国互动体制，还是政党法治国的建构，核心就在于执政党能否成为凝聚全体人民的价值认同和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诉求的先锋队政党。1. 从礼法传统到政法传统：核心价值的重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既然强调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那就需要在中国古典礼法传统中来思考党法和国法的关系，思考党和国家的关系，进而思考执政党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其中最具有革命性的是将党法体系名正言顺地纳入法治秩序中，改变了过往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观，确立了法律多元主义的法治观。
1.政党法治国的价值重构：如何融合三大法律传统。3.政党法治国：一种混合的法治模式？中国的党国体制源于苏联，但又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即在多党合作基础上，通过法治来调节党和国家的关系，从而形成分离又整合的党国互动体制。
在现代法治秩序时代，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依赖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法典，从而形成立法法治国模式。礼既强调礼乐教化的意义，也重视刑赏征伐的功能。
一旦将欧洲历史发展平面化之后，后发达国家的法治秩序事实上很少能够作出非此及彼的选择。这些报告和决议在法律规范的意义上无疑属于政策范畴，在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依然发挥中根本性的作用。而在大众民主时代，现代政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众民主和现代政党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往往是这些不同道路和模式之间形成钟摆，形成不同道路和模式之间的竞争、斗争乃至最后相互混合。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但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和中国崛起推动法律革命精神相匹配。以美国宪政为例，从早期到重建时代以来，美国形成了国会主导格局。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法律和政策、国家法一元论和法律多元论，这两种法治理念始终处于钟摆运动状态，形成了中国法治发展中的内在张力。这在法治理念和实践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两种法治理念之间的钟摆，正式把党法纳入法治秩序的建构之中，解决了两种法治理念钟摆过程中始终未能解决的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年中央一号文件无疑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最有力量的根本法，甚至超越宪法文本的规定，构成所谓的良性违宪问题。如果说现代法治秩序强调的形式理性法或形式法治始终以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奠基性的法，那么后现代法治秩序强调的实质理性法或实质法治则始终以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公共福利作为奠基性的法。
它承担的不仅是政统，而且承担着道统，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凝聚宗教信仰的功能。西方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明传统的法治要素，在中国这里通过比较法这种思维模式加以平面化、共时化。
法院的司法审查也日渐从经济问题转向公共政策问题，成为公共政策的法院，而公共政策的政治意识趋向推动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变成了 政治的法院。由此，中国法治理念和模式就会在同时吸收立法法治国、司法法治国和行政法治国的理念和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多元一体的政党法治国，一种基于党国互动体制的混合法治模式。有共和党大脑 之称的卡尔·洛夫（Karl Rove) —度构思过将美国变成一党长期执政的宪政体制。然而，在西方历史线性发展观的背景下，二者在中国法治秩序形成中始终在争夺新来否定旧的正当性。
民法和刑法这些相对稳定的法律倾向于采用欧洲的法律教义学，而在公司、金融和知识产权领域这些变化世界的法律领域则充满美国式的法律经济学思维。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政治传统和法治传统对古典礼法传统的提升和发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全球化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呈现出历史终结的扩张态势，以至于在中国法治发展在话语表达层面上，旧法治始终占据上风并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第一种就是神圣法之治的古典法治。
由此形成儒法并用的古代礼法传统。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思想文化，但也完全适用于理解中国法治。
就政党法治国的建设而言，执政党最起码要成为遵纪守法的先锋模范，在依法治国中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要善于学习运用现代法治技术来解决棘手的政治法律问题。美国宪政体制实际上变成党国宪政体制，以至于小布什时代共和党一度控制议会和总统。而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现代法治理念也走下启蒙时代形而上学的价值神坛，正在变成一种社会治理的工具。这种趋势迫使我们认真思考政治价值、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这种价值认同的困境就越来越突出：新法治的价值难以赢得认同而变成了旧法治，而旧法治理念的复兴变成了越来越多人认同的新法治，由此形成法治秩序中表达与实践的背离。既有类似于今天宪法功能的法则，也有处理对外关系类似于今天国际法的准则。
2.政党法治国中的党法与国法：新礼法传统的建构？在西方党国分离体制中，执政党作为某个党派无法代表全民人民整体利益和最高价值，这些最高价值凝聚于宗教信仰或宪法之中。时至今日，中国法治秩序中最重要的依然是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和历届中央全会所形成的报告和决议。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对待古典法治秩序中天道人心对政治权力的正当约束，而过分迷信国家法，试图人为地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神话来实现法治，最终可能会变成法学家们的一厢情愿。法治由此变成一项特定条件下的治理术。
